第四十九卦·革

革，就是变革——去掉旧的。卦象是泽中有火：水要灭火，火要涸水，两个东西挤在一起，必有一个变。这一卦讲的不是小修小补，是改朝换代级别的变，所以《彖传》直接搬出了汤武革命。

革：己日乃孚，元亨利贞，悔亡。

《彖传》说：革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曰革。己日乃孚，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说，大亨以正，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革之时大矣哉。
王弼注：民可与习常，难与适变；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——所以变革之道，当天不孚，己日乃孚。孚了之后才得元亨利贞悔亡。悔吝生于变动，革而不当则悔吝交至；革而得当，其悔乃亡。
孔颖达疏：革命之初人未信服，所以即日不孚、己日乃孚。为何独举汤武？舜禹禅让犹或因循，汤武干戈，变革之极——取其变之最甚者，以明人革。
干宝（《集解》引）给了这个字最惊心的注脚：己日是天命已至之日。武王陈兵孟津，八百诸侯不期而会都说纣可伐了，武王说：你们还不知天命，未可。还归二年，等纣杀比干、囚箕子，才起兵伐之——所谓己日乃孚，革而信也。
程颐：变革之事，人心岂能马上就信？必终日而后孚。在上者当于改为之际详审告谕，至于己日使人信之。人心不信，虽强行之不能成——先王政令人心始疑者有矣，然其久也必信；终不孚而能成善治的，从来没有。他又补了一句常被忽略的话：革而无益，尚且有悔，何况反而致害？古人所以重改作也。
来知德从字面立论：己是十干之己，属土，主信——五性之中惟信属土。言当人心信我之时相孚契了，然后可革，是不轻于革之意。他还补了物理：离火烧兑金，惟土可以接续——离兑之间必须有土为隔，正是"信"字为变革之媒。

"己日乃孚"四个字是这一卦的总纲：变革的合法性不是自己宣布的，是被时间验证的。干宝记的武王尤其值得细读——八百诸侯都到齐了，条件看起来完美，武王仍然退兵两年，等纣把自己作到天怒人怨。程颐那句"革而无益尚且有悔"更值得所有改革者抄下来：改错比不改更贵。变革最难的不是动手，是等到"己日"——所有人都看见旧东西确实该死了的那一天。

初九：巩用黄牛之革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巩用黄牛，不可以有为也。」
王弼注：在革之始，革道未成，固守常中、未能应变的人。巩是固，黄是中，牛之革坚韧不可变——用牛皮把自己牢牢捆住。此时可以守成，不可以有为。
孔颖达疏：皮虽是"从革"之物，唯独牛皮坚韧难变。初九处革之始，施之于事，有似用牛皮自固，不肯造次从变。
干宝（《集解》引）给了一个绝配的例子：文王虽有圣德，天下三分归周已有其二，仍然服事殷——就是巩用黄牛之革。
虞翻（《集解》引）：得位无应，动而必凶，故不可以有为。
程颐把这爻的条件算得很细：变革之事，必有其时、有其位、有其才，审虑而慎动，然后可以无悔。初九时是初、位是下、才又躁——以离体而阳，离性上而刚健，速于动也。有为则凶咎立至，所缺的是中与顺，当以中顺之道自固，不妄动。至于为何不系吉凶：妄动才有凶咎，以中顺自固只是不革而已，哪来的吉凶？
苏轼《东坡易传》看得更透：初九之所以固守，不是爱殷，是怕六二跑了——初九、九三是用火来革的阳爻，火要有所附才能烧，六二一走它们就没得烧了。六二"今日不革，己日必革之"——初九的死守，守的其实是自己的柴。

初九是变革前夜的守旧者，但《易》对他毫不歧视——条件不具备时的"不变"就是正确。苏轼的解读最诛心：牛皮捆住的不是立场，是恐惧，怕燃料跑了。程颐的三条件（时、位、才）放今天依然是硬标准：没有时机、没有位置、没有能力，谈什么颠覆？这时候的黄牛之革不是懦弱，是本分。

六二：己日乃革之，征吉，无咎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己日革之，行有嘉也。」
王弼注：阴之为物，不能先唱，是顺从者——不能自己发起变革，变革已行才能跟从，故己日乃革之。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，但同处厥中、阴阳相应，往必合志，不忧其咎，是以征吉而无咎。
孔颖达疏：阴道柔弱，每事顺从，不能自革，革已日乃能从之。与五相应同处厥中，往必合志，故征吉无咎。
荀爽（《集解》引）：日以喻君。谓五已居位为君，二乃革意去三、上应五——去卑事尊，故征吉无咎。
崔憬（《集解》引）：得位以正、居中有应，正是汤武行善、桀纣行恶，各终其日然后革之——行此有嘉。
程颐对六二评价极高：柔顺而得中正，又是文明之主，上有刚阳之君同德相应——时可矣，位得矣，才足矣，处革之至善者也。但臣道不当为革之先，必待上下之信——己日乃革之。他反而批评不动的人：不进则失可为之时，为有咎也。
苏轼《东坡易传》替六二算了笔账：初九固我，不是爱我，是畏我走。君子见几而作——"彼今日不革，己日必革之"，所以征吉。为初九打算，宜留；为自己打算，宜走。舍初从五，其吉也岂复有咎哉。

六二是全卦的行动担当：条件齐备，该走就走。程颐那句"臣道不当为革之先"看着保守，其实和"不进则失时为有咎"连读才有意思——不做第一个跳的，但绝不做最后一个动的。苏轼把六二的心态写活了：人家挽留你，未必是器重你，可能只是把你当柴火。判断留下还是离开，别听挽留的话，看火烧不烧得到你。

九三：征凶，贞厉，革言三就，有孚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革言三就，又何之矣。」
王弼注：九三阳爻刚壮，又居火极，处在革时想强征人变革——征之非道，贞守亦危，故征凶贞厉。好在上卦三爻虽体水性，皆从革者也，从命而变不敢有违——革之言三爻并成，其言实诚，故有孚。
孔颖达疏：水火相息之物，处火极而征，必凶；正守也危。所幸从革之言三就而不虚——既然大家都答应变革了，还征伐什么？
荀爽（《集解》引）：三应于上，欲往应之为阴所乘，故征凶；若正居三而据二阴，则五来危之，故贞厉。
崔憬（《集解》引）把"三就"讲成武王克商的三步走：克纣后不即行周命，反而修商之政，是一就；释放箕子、封比干之墓、礼敬商容之闾，是二就；散鹿台之财、发巨桥之粟、大赉四海，是三就。受命之君虽诛元恶，不即改命——即行改命则习俗不安，故征凶。
程颐：九三刚而不中，躁动于革，以此而行则有凶。但事苟当革，岂可不为之？关键在守贞正而怀危惧，顺从公论——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，则可信也。稽之众论至于三就，事至当也，又何之矣——如此而行，是顺理时行，非己之私意所欲为。
来知德：革言是革的议论。商度利害可否至再至三，议论定了，人信而相孚，才可以革。

九三是给急性变革者的处方：征凶、贞厉——猛进凶，死守也危，路只有一条：反复论证。崔憬的武王三步走堪称风险控制教科书：胜了商纣，第一件事不是换旗，是先恢复对方的好制度、安顿对方的贤人、发粮赈灾——民心稳了，旗号才立得住。程颐"顺从公论"四个字是底线：变革若只是自己一意孤行，三议三否，那就不是革，是赌。

九四：悔亡，有孚，改命吉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改命之吉，信志也。」
王弼注：九四无应，本该有悔；但与水火相比，正处在能变之位，所以悔亡。处水火之际、居会变之始，能不固吝、不疑于下，信改命之志而从之，合于时愿，所以吉。处上体之下，始宣命也。
孔颖达疏：初九处下卦之下，革道未成故未变；九四处上卦之下，所以能变。
虞翻（《集解》引）：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孚谓五——四动成坎，改巽之命，故改命吉。
干宝（《集解》引）照例配史：此爻喻纣之郊——以逆取而四海顺之，动凶器而前歌后舞，故悔亡。中流而白鱼入舟，天命信矣，故有孚。
程颐列了九四得天独厚的五个条件：阳刚是革之才，离下体进上体是革之时，居水火之际是革之势，得近君之位是革之任，下无系应是革之志——五者俱备，正是一切改革的操盘手。改命而吉的关键在孚：诚既至，则上下信矣。革之道，以上下之信为本——当而不信犹不可行，况不当乎？
来知德：改命者，到此已革矣——如汤改夏命为商、武改商命为周。九四之位正是改命之大臣：伊尹、太公是也。

九四是改命的执行层——伊尹、太公那个位置。程颐五条件清单说明一件事：改命是全卦里位置最讲究的活，时、势、位、才、志缺一不可。而小象"信志也"三个字最重：你改命的志向，上下都要信得过的——不是信你的野心，是信你的诚。汤武打出的旗号人人肯跟，是因为那个人人相信。

九五：大人虎变，未占有孚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」
王弼注：未占而孚，是合时之德——不用占问，天下自信。
孔颖达疏：九五居中处尊，以大人之德为革之主——损益前王、创制立法，有文章之美，焕然可观，如虎变其文彪炳，正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，不劳占决，信德自著。
马融（《集解》引）：虎变威德，折冲万里，望风而信——如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，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献雉，故未占有孚。
宋衷（《集解》引）：兑为白虎，九是变爻，故曰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
程颐：以大人中正之道变革，炳然昭著，不待占决而知其至当，天下必信。天下蒙大人之革，不待占决，知其至当而信之也。
苏轼《东坡易传》这个对比最狠：龙有文而神，虎有文而能神，豹有文而不能神。非大人而革的人，都是"毁人以自成、废人以自兴"——别人跟不跟他，必须先占卜算一卦。大人的革，只是自己日新——"炳然日新，天下之所谓文者自废矣"，这哪里需要占问？

"未占有孚"是领导力的终极形态：不靠造势，不靠宣传，人天然信你。苏轼把两类变革者一刀切开——大人革自己，小人革别人；靠毁掉别人来成全自己的人，说什么都要打个问号。虎变的"变"不是变脸，是换毛——毛换了，还是那个花纹更鲜亮的虎。改天换日之后自己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值得信任的自己，才是"其文炳"的检验标准。

上六：君子豹变，小人革面，征凶，居贞吉。

《小象》说：「君子豹变，其文蔚也。小人革面，顺以从君也。」
王弼注：居变之终，变道已成。君子处之，能成其文；小人乐成，变面顺上而已。改命创制，变道已成——功成则事损，事损则无为。居则得正而吉，征则躁扰而凶。
孔颖达疏：上六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，也能润色鸿业，如豹文之蔚缛——故君子豹变。小人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。革道已成，宜安静守正，更有所征则凶。
陆绩（《集解》引）：兑之阳爻称虎，阴爻称豹——豹虎同类而小，君子小于大人，故豹变其文蔚。
干宝（《集解》引）：君子是次于圣人的大贤，如太公、周公、召公之徒。豹变者变其旧日冠裳；小人革面者，殷之顽民也改志从化。天下既定，倒载干戈、包之虎皮——此时必征则凶，居贞则吉。
程颐讲了一段极深的人性论：人性本善，但语其才则有下愚不移——所谓下愚有二，自暴与自弃。他承认：小人虽未能心化，革其面以顺从教令，也可以了——苟更从而深治之，则为已甚，已甚非道也。天下之事，始则患乎难革，已革则患乎不能守。
来知德举了一串开国班底：鼓刀之叟（姜太公）、贩缯屠狗之徒（萧何、樊哙），后皆开国承家、列爵分土——九五虎变为天子，上六豹变为公侯。至于百姓，桀纣时代面从心不服从，汤武一来，面从之伪皆革而心真实向化。

变革的最后一课是收手。王弼"功成则事损、事损则无为"和程颐"已甚非道也"是同一个意思：革命成功之后还挥舞革命拳头的人，就从功臣变成麻烦。程颐对小人"革面"的宽容尤其了不起——心里没真变，表面变了也收手，因为深究下去已甚非道。改革有一条铁律：开始的敌人是不变，后来的敌人是过火。